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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08:34:56【3409754】
察院选择一至两个地市开展人民监督员选任委员会试点工作,即由机关、人民团体、社团组织等单位人员组成选任委员会,统一负责选任工作,真正实现在检察体制外选任人民监督员。2011年8月,浙江省嘉兴市成立了市人民监督员选任委员会,由市机关及妇联、总工会等有关单位负责人任成员,选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选任工作具体事项。9月,选任委员会通过嘉兴市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人民监督员选任公告》,并商请当地有关单位组织推荐候选人和接受公民自荐。在公告规定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选任委员会办公室共接受单位推荐和公民自荐人民监督员候选人80名。经过资格审查、民主讨论、充分酝酿,确定了56名拟任人选。后来又经过媒体公示和任职公告等程序,这56人最终成为嘉兴市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有专家表示,这种方式从源头上保证了人民监督员外部监督功能的实现。据统计,人民监督员工作开展9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选任人民监督员4万多人次,监督案件3.6万余件,其中人民监督员同意检察机关拟定意见3.5万余件,不同意1600余件,不同意且被检察机关采纳900余件。人民监督员通过监督评议案件,使超过900起案件的实体性处理改变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拟定处理意见,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也有力促进了检察机关规范执法、提高了办案质量。但是,目前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仍以检察机关为主,没有完全摆脱“自己选人监督自己”的困境。这也成为人民监督员制度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制化,正是要从国家立法层面对这项制度进一步规范。 3月1日事发现场。左2为一再喊冤的广西“许云鹤”张都。林增崇摄 中新网南宁3月8日电 (林增崇 孙洁)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广西版“许云鹤”事件目前水落石出:自称“学雷锋”扶倒地老人而被冤枉成肇事者的广西玉林男子,在交警部门展示其撞人监控后,终于不再四处喊冤,承认自己就是肇事者。 3月2日,天涯社区、广西红豆社区等论坛出现了《“许云鹤案“再现广西??》的贴子,作者自称“张都”,是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人,他以“做好事被交警和当事人家属冤枉为肇事者”为由发帖,寻求网上舆论支持: “3月1日上午11点40分左右,我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从玉林大北路西城停车场出来,在大门口我看见一个老人站在马路中间的隔离栏边颤颤发抖,这时我开车更加小心地缓缓而过去,当时老人在我车子的右边,车子过去了,我不经意地看了看左边的后视镜,当时我发现那老人突然间坐了下去,看见此情景,我马上停了车,当时没有多想就跑过去将老人扶起,把他抱到路边。” “我当时就想了想,现在报纸杂志不是说了很多见义勇为的事吗?大家都看见了,不是我把他撞倒的,不会有事吧?” 帖子中,“张都”把自己比作广西版的“许云鹤”,他一再懊悔不该帮助老人,并呼吁社会还他清白和公道。3月5日,玉林某报记者也在红豆社区及其个人博客发表了《撞人还是帮扶?博白农民张都最近有点烦》的文章。 该事件引来不少网友围观,有网友要求交警部门“把车还给人家”,给正在侦办阶段的办案机关带来了较大的干扰。玉林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忠也要求交警部门尽快查明真相,秉公执法,严正、依法处理。 3月7日,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事故处理询问室内,张都始终信誓旦旦坚持自己不是肇事者:“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为了彻底击垮其“防线”,民警调出事故现场附近的电子监控录像:录像显示,涉事老人横过马路时,与一辆车速较快的左转弯面包车左前角位置发生了碰刮,老人当场就被撞倒。而这辆肇事车辆,正是张都所驾驶的。 面对录像画面,张都脸色大变,最终尴尬承认自己便是肇事者。 中超新赛季将于本周开幕,足管中心技术部门希望通过科技手段提高裁判临场判罚的准确度。足管中心技术部主任杨新利今天下午告诉记者:“如果测试顺利,今年联赛中期有很大可能为裁判员配备耳麦,以便主裁和边裁及时沟通。” 欧洲高水平联赛中,主裁和边裁均有耳麦配备。国外无线耳麦虽然技术成熟,但因通话频段不符合国内无线电管理部门的规定,迟迟不能在中国联赛中使用。上赛季主管联赛的足管中心副主任于洪臣曾向记者介绍,足管中心已经取得无线电管理部门许可,从国外引进无线耳麦。不过,进口耳麦价格偏高,“一套设备约合6万元人民币”,若要覆盖中超、中甲赛场耳麦设备的花费将超过100万元。 因此,足管中心技术部和国内相关厂商联系自行研发耳麦,虽然试用情况并不十分理想,但根据改进速度判断,本赛季这一产品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最大的缺陷是噪声比较大,在球迷欢呼喝彩的时候,这样的耳麦肯定不行。”杨新利说,“耳麦噪音大一会影响裁判员判罚,二会损害裁判员听力,这是试用品必须加以改进的地方。” 改良后的耳麦产品刚刚在天津赛区进行了本赛季第一次试用——本周天津泰达在亚冠联赛中主场迎战澳大利亚中央海岸水手,足管中心工作人员在赛场试用耳麦,和主裁鸣哨时,耳麦中嚣叫仍然明显,还无法立即在中超赛场上应用。 杨新利说,“我们在前5轮联赛中还会有工作人员继续试用,一旦问题解决就可以购买使用,不出意外的话,联赛中期我们的裁判设备就可以与世界接轨了。”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3月8日,郎胜侃侃而谈,一旁的李寿伟表情严肃。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就“刑事诉讼法修改”答中外记者问。本报记者 陈剑摄“你确定会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去吗?”《纽约时报》的女记者盯着陈光中问。“我确定。”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回答道。“真的能确定?”女记者又让翻译问了一遍。陈光中笑了,说:“我真的能确定。”这一幕,发生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此前,包括美联社、法新社在内的多家外媒都曾向这位老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他是唯一一位参与过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学家。今天,答案揭晓。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上,2900余名代表及2200余名列席的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内,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当王兆国副委员长开始说明时,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宪法学教授杨海坤在手中“草案”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行字下面,重重地画上了一条粗线。在他眼里,首次出现在刑诉法中的这7个字,意味着对宪法精神的落实,意味着要无一例外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这每一个人将包括受害人、律师、证人,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死刑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利明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可以看作是继2004年“人权”入宪、2007年物权法出台之后,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第三次飞跃。在法律体系里,刑事诉讼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其目的除了追究犯罪,还在于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刑诉法有“人权法”之称,也被称为“小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改中,一些亮点被代表委员们津津乐道。比如,补充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比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比如,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将此次修改视为对刑诉法本质的一种回归。他说,刑诉法33年来的制定修改完善过程,就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诉法于1979年颁布。当时,在其基本原则里,主持立法工作的彭真亲笔加了一句话,“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及至1996年,刑诉法迎来首次大修。收容审查制度被取消,“对抗式”诉讼被吸收,并且,在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亲自拍板吸收了“疑罪从无”原则。尽管并非法律界人士,全国人大代表马纯济还是对刑诉法的第二次大修报以极大的关注。“从‘文革’时期打烂‘公检法’到今天,我们好不容易离开了人人自危的时代,保障人权写进刑诉法恰逢其时。”他在今天下午分组审议时说道。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指出,刑诉法的发展脉络是从单纯注重打击犯罪向兼顾人权保障方向演变。而其背后,亦能找到国家追求人权进步的缩影。1991年,我国发表第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1998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我国宪法修订,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2012年2月14日,在美国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表示: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从刑诉法第二次大修提上日程以来,年过8旬的陈光中参加了几乎每一次研讨会。每一次发言时,他都会表达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的强烈愿望。今年元宵节时,他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茶话会。会下,他找到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询问。“陈老师,您放心吧。”学生辈的郎胜对他说。今天,陈光中终于看到了这7个字出现在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很多人打来电话向这位老人表示祝贺,其中包括《纽约时报》那位女记者。“我已经80多岁了,这辈子应该没有机会再参与刑诉法的修改了。这部法律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再斟酌、修改、完善。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能停步,在维护人权方面还要下大力气。”陈光中的声音尽管有些虚弱,但口气异常坚定。本报北京3月8日电 本报北京3月8日电(记者董伟)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进进今天对中国青年报表示,“血荒”已经呈全国蔓延之势,很多地区因为缺血影响到正常手术的开展和病人的救治,甚至,部分地区为缓解血液紧缺开展的互助献血演变为血液买卖,应该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建议,将无偿献血率纳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考核内容,以此推动无偿献血事业持续发展。献血法实施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我国血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发展。然而,随着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临床用血量逐年增加,血液供求矛盾日渐突出。血液短缺已从过去阶段性、季节性逐步演变为常态。沈进进认为,“血荒”的出现主要是临床血液需求的快速增长造成的。在血液供应量以年均12%的速度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完全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同时,我国无偿献血基础薄弱,人口献血率只有8.7‰,不仅远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丹麦最高为67‰),离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0‰也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无偿献血工作已进入瓶颈期。卫生部门在协调过程中也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采供血机构上门办事、动员团体献血,经常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该找谁,甚至有时连门都进不了,这些都给无偿献血工作造成了很大困扰。保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和谐的国计民生大事。因此,沈进进建议将无偿献血率纳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考核内容,以此推动无偿献血事业持续发展。他还呼吁加大无偿献血经费投入。当下,我国的采供血机构多数还是差额、定额补助单位。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临床输血费用是在物价部门的严格监督、审核下形成的包括采集、分离、检测、运输、保存等成本的公益价格。采供血工作的大部分成本、运转开支都依靠单位自筹解决,采供血机构一直以来都背负着较大的压力。 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白玛赤林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没有跨越式发展,西藏就不可能跟上全国发展步伐;没有科学发展,西藏跨越式发展就难以长久“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没有跨越式发展,西藏就不可能跟上全国发展步伐;没有科学发展,西藏跨越式发展就难以长久。”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我们牢记在心。从发展稳定和进步中得到实惠的西藏各族人民,发自内心地坚决跟党走,有决心把西藏建设得更加美好。今年,我们将牢牢把握中央确定的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着眼缩小西藏与兄弟省区市的发展差距,力求稳中求快,坚定不移保稳定、促增长、控物价、抓改革、扩开放、惠民生,着力提升一产、壮大二产、做强三产,着力构建促进发展稳定的长效机制,保持经济跨越式发展势头,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央赋予的特殊优惠政策是西藏跨越式发展最重要的条件。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的财税、金融、投资、人才和对口支援等政策,积极主动地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对口援藏省市、中央重要骨干企业的沟通衔接,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大力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消除发展的瓶颈制约。同时,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凤凰彩票网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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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上午11点40分左右,我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从玉林大北路西城停车场出来,在大门口我看见一个老人站在马路中间的隔离栏边颤颤发抖,这时我开车更加小心地缓缓而过去,当时老人在我车子的右边,车子过去了,我不经意地看了看左边的后视镜,当时我发现那老人突然间坐了下去,看见此情景,我马上停了车,当时没有多想就跑过去将老人扶起,把他抱到路边。” “我当时就想了想,现在报纸杂志不是说了很多见义勇为的事吗?大家都看见了,不是我把他撞倒的,不会有事吧?” 帖子中,“张都”把自己比作广西版的“许云鹤”,他一再懊悔不该帮助老人,并呼吁社会还他清白和公道。3月5日,玉林某报记者也在红豆社区及其个人博客发表了《撞人还是帮扶?博白农民张都最近有点烦》的文章。 该事件引来不少网友围观,有网友要求交警部门“把车还给人家”,给正在侦办阶段的办案机关带来了较大的干扰。玉林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忠也要求交警部门尽快查明真相,秉公执法,严正、依法处理。 3月7日,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事故处理询问室内,张都始终信誓旦旦坚持自己不是肇事者:“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为了彻底击垮其“防线”,民警调出事故现场附近的电子监控录像:录像显示,涉事老人横过马路时,与一辆车速较快的左转弯面包车左前角位置发生了碰刮,老人当场就被撞倒。而这辆肇事车辆,正是张都所驾驶的。 面对录像画面,张都脸色大变,最终尴尬承认自己便是肇事者。 中超新赛季将于本周开幕,足管中心技术部门希望通过科技手段提高裁判临场判罚的准确度。足管中心技术部主任杨新利今天下午告诉记者:“如果测试顺利,今年联赛中期有很大可能为裁判员配备耳麦,以便主裁和边裁及时沟通。” 欧洲高水平联赛中,主裁和边裁均有耳麦配备。国外无线耳麦虽然技术成熟,但因通话频段不符合国内无线电管理部门的规定,迟迟不能在中国联赛中使用。上赛季主管联赛的足管中心副主任于洪臣曾向记者介绍,足管中心已经取得无线电管理部门许可,从国外引进无线耳麦。不过,进口耳麦价格偏高,“一套设备约合6万元人民币”,若要覆盖中超、中甲赛场耳麦设备的花费将超过100万元。 因此,足管中心技术部和国内相关厂商联系自行研发耳麦,虽然试用情况并不十分理想,但根据改进速度判断,本赛季这一产品可以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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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摄“你确定会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去吗?”《纽约时报》的女记者盯着陈光中问。“我确定。”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回答道。“真的能确定?”女记者又让翻译问了一遍。陈光中笑了,说:“我真的能确定。”这一幕,发生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此前,包括美联社、法新社在内的多家外媒都曾向这位老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他是唯一一位参与过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学家。今天,答案揭晓。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上,2900余名代表及2200余名列席的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内,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当王兆国副委员长开始说明时,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宪法学教授杨海坤在手中“草案”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行字下面,重重地画上了一条粗线。在他眼里,首次出现在刑诉法中的这7个字,意味着对宪法精神的落实,意味着要无一例外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这每一个人将包括受害人、律师、证人,也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死刑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利明认为,此次刑诉法修改,可以看作是继2004年“人权”入宪、2007年物权法出台之后,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第三次飞跃。在法律体系里,刑事诉讼法是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其目的除了追究犯罪,还在于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刑诉法有“人权法”之称,也被称为“小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改中,一些亮点被代表委员们津津乐道。比如,补充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比如,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比如,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将此次修改视为对刑诉法本质的一种回归。他说,刑诉法33年来的制定修改完善过程,就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诉法于1979年颁布。当时,在其基本原则里,主持立法工作的彭真亲笔加了一句话,“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及至1996年,刑诉法迎来首次大修。收容审查制度被取消,“对抗式”诉讼被吸收,并且,在最后一次研讨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亲自拍板吸收了“疑罪从无”原则。尽管并非法律界人士,全国人大代表马纯济还是对刑诉法的第二次大修报以极大的关注。“从‘文革’时期打烂‘公检法’到今天,我们好不容易离开了人人自危的时代,保障人权写进刑诉法恰逢其时。”他在今天下午分组审议时说道。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指出,刑诉法的发展脉络是从单纯注重打击犯罪向兼顾人权保障方向演变。而其背后,亦能找到国家追求人权进步的缩影。1991年,我国发表第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1998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我国宪法修订,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2012年2月14日,在美国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表示: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从刑诉法第二次大修提上日程以来,年过8旬的陈光中参加了几乎每一次研讨会。每一次发言时,他都会表达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的强烈愿望。今年元宵节时,他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茶话会。会下,他找到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询问。“陈老师,您放心吧。”学生辈的郎胜对他说。今天,陈光中终于看到了这7个字出现在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很多人打来电话向这位老人表示祝贺,其中包括《纽约时报》那位女记者。“我已经80多岁了,这辈子应该没有机会再参与刑诉法的修改了。这部法律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再斟酌、修改、完善。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能停步,在维护人权方面还要下大力气。”陈光中的声音尽管有些虚弱,但口气异常坚定。本报北京3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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